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启动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机制。
传染病预警信息的发布，必须在强化的风险预防意识、风险跟踪意识之中进行，必须做到：（1）掌握突发传染病风险信息以后，在分类分级的权限范围内第一时间发布有权发布的信息。[25]2013年，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国务院关于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也专门提及网络直报系统的成功建设。
如果事后证明风险比原先说的大，政府就会被指责是掩盖真相。[17]参见刘丽群、赵琦、赵根明、姜庆五：《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警体系的现状》，《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第3期，第212页。突发传染病的信息发布，在实际操作上看似一个小小的行动，却是嵌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中，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See 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d.), Crisis and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2014, p.12. [35]参见徐青松、段炼：《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现代预防医学》2009年第11期，第2061页。但是，高速运转的权威性决策机制的实效性如何则不无疑问。
[43] 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的预警、疫情信息发布以及诸多防控措施，需要我们持续进行反思、检讨与制度革新。二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特别强调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11]因此，将地方上的预警责任唯一定格在省级政府的解释，似乎与此相悖。这通常可以从法律文字本身、立法记录及执法者言语中得到证实。
（二）分类标准归入的主观化与强化分类标准 在既有的平等保护释义学下，因其对应关系，分类标准与审查强度的归入其实是二而一的。其审查框架基本包括三个步骤：（1）是否存在分类？（2）应当适用何种强度的审查，严格审查、中度审查抑或合理性审查？（3）系争分类是否能够通过审查？ 三、平等保护案件的审查前提 由于美国采附随性审查，且基本权利调整的是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故只有政府行为侵害个人权利时才会触发基本权利审查。以引言的几个案例为例，对强制规定男女不同退休年龄，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担任公职、从业或者入学，禁止艾滋病患者从事教师职业等有必要提高审查强度，这是因为就前者而言女性在我国长期受到歧视，且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领导层上未能得到充分代表，难以有效影响其决策过程，何况其职业和职务的表现与性别差异无关。另一方面也不关注差别待遇所涉及的利益或者法益。
二则从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第8项之禁止贵族头衔和第4条第1款各州对其他州的公共法令、记录和司法诉讼程序应给予完全的信任和尊重看，它也秉持了政治平等的精神，[11]只是当时在奴隶制存废问题上分歧严重，故对法律平等保护未予置喙，这不过是建立合众国必要的代价。基于类似原因，也有批评者认为，平等保护案件的审查方法布局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尚未尽合逻辑、没什么用且过于僵化，也不能充分反映最高法院的实践。
再次，目的重要性审查对立法和行政的干预较手段必要性审查更深，它要求对立法的事实发现进行实质性审查，而此立法机关就此通常享有广泛的裁量权，故其介入与民主原则和分权原则存在高度的张力，司法审查机关应自我克制，尽量回避此类判断，何况在立法实践中重要目标和急迫的利益之间的区隔本就不明确。[7]如张步峰：男女退休不同年龄制度的宪法学思考，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四）》，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情形下系争法律都难以通过其审查。不过，就种族隔离案件而言，它最先强调只有政府行为旨在促进白人至上和种族等级制度时才违宪，认为其仅保护个人不因种族而受歧视的利益，又过了相当长时间才改变立场，主张其还保护特定的、不受任何以种族为标准的，包括旨在促进教育和就业的种族融合的分类侵害的利益。
其论证负担是较高，且完全由州一方承担。例如，针对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姻的刑法规定，Loving v. Virginia案判决指出，平等保护条款要求对以种族为标准的分类进行严格审查，对于刑事立法中的可疑分类则应采取最严格的审查。时至今日，平等保护已成为核心价值之一，它也是法院宣告法律无效的首要工具，故其释义学受到高度关注，而作为其释义学重要内容的分析或者审查方法对解决案件有重要影响，也备受关注。至于（2），虽然一般认为，所谓重要无须是急迫的。
第二，该利益应当非常重大。也有批评说，法院不过是橡皮图章而已，[54] 理论上最低限度的审查，事实上则是没有审查。
此外，采用三重审查基准对之进行细化，较之统一的标准更具明确性，能更好地起到指引立法、行政和司法，不只能够更好地控制权力、保障权利，也能降低对司法审查反民主的批评。[71]它是由1976年的Craig v. Boren案判决引入的。
[57] 1.合理性审查的适用范围 虽然实务中若未明确表示采取中度审查或者严格审查，则采取合理性审查，但其适用范围原则上只限于如下分类： （1）除可疑和准可疑分类以外的分类。或许正因为如此，通说才强调作为法律平等保护条款的第十四修正案与第十三、十五修正案都是内战产物。除前述以可疑和准可疑标准所作的分类外，以诸如个人的财富（贫困）、年龄、受教育程度、身心障碍、社会或者经济福利措施等标准作成的分类都视为非可疑分类，通常采合理性审查。它意味着司法审查机关极为认真地对待相关基本权利。如将身高、体重或者肤色作为投票的条件，或者将种族作为担任陪审员的条件[107]……由于这些因素与个人行使公民权的愿望和能力均不存在相关性，为此，此类分类不具合理性。冈瑟曾评价到，理论上它或许是严格的，事实上毋宁是致命的，[86]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政府分类能经受住该强度的审查。
1977年性别和是否婚生被纳入准可疑分类标准——虽然早在1971年，Reed v. Reed案判决即首次以性别歧视为由推翻了一项要求在选任遗产管理人时优先考虑男继承人的法律，但其适用的仍是合理性审查，并未将性别列入准可疑分类标准。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平等保护条款已经成为宣告法律无效的首要工具。
即便如此，美国平等保护案件审查方法对于完善我国的平等权释义学和平等权案件分析方法而言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只是在借鉴时应努力避免或者克服已经出现的问题和不足。[23]2013年Windsor案判决虽然一改对同性婚姻的态度，宣告《婚姻保护法》违宪，但对以性取向为标准的分类仍适用中度审查。
但在现实生活中，其保障情况并不乐观，诸如限制公务员报考年龄，[1]强制规定男女不同退休年龄，[2]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担任公职、从业或者入学，[3]禁止艾滋病患者从事教师职业，[4]高考招生的地区和民族差别对待，[5]按照收入不同课征社会抚养费[6]之类的现象时有发生。[110] 五、平等保护案件审查方法的主要争议与出路 虽然美国平等保护案件审查方法是一个精致的体系，但也有不少问题，学习和借鉴时应特别注意，下文仅就比较重要和突出的问题予以展开。
该州辩称该年龄段男性因酒驾、醉驾被逮捕人数约占其人口数2%，女性则约占0.18%，前者远超于后者，故其能够有助于实现维护交通安全的重要目标。[3]如张先著诉芜湖人事局取消考试资格案，参见董和平、秦前红主编：《宪法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33]但70年代初期，最高法院就性别分类应采取何种基准产生分歧，遂于1976年Craig v. Boren案判决[34]中首次引入中度审查。[104] （2）系争分类与前述利益之间存在实质关联性，并且政府能够证明该分类确能有效地促进前述利益的实现。
平等保护释义学的形式主义化不能完全归咎于视角，毕竟分类标准和基本权利是有实体内涵、非完全形式化的概念，据分类标准和基本权利不同而确定不同审查方案本身是在充分考量人类社会中歧视的历史脉络和危害性、基本权利的重要性和脆弱性以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和强度而发展起来的，难谓不合事理。或者（2）尽管技术上讲分类的标准不是可疑或者准可疑的分类标准，但具有相似的敏感性。
以种族或者民族为标准的分类为例，自该审查基准确立以来，最高法院仅在1944年Korematsu案中维持了系争法令。不过，较之种族上弱势群体，其所遭受侵害总体要轻些，对政治过程也能产生更多影响，故才适用中度审查。
[45]易言之，在某些情形下，只要存在歧视性影响即可触发审查。[115]这在小学入学政策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诉讼中，密西西比州女子大学主张该政策是针对女性的一项纠偏行动。（2）有一些明显的、突出的、难以改变的特征，据此可以认定为他们属于被孤立的群体。1974年最高法院推翻了跨学区校车接送计划，20世纪90年代强调地方政府可自行处理此类事务、决定教育经费分配，都导致了种族再隔离。[9]See Russell W. Galloway,Basic Equal Protection Analysis, Santa Clara Law Review, Vol.29, No.1 (1989), p.121. [10]See J. Harvie Wilkinson Ш,The Supreme Court,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and the three Faces of Constitutional Equalit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61, No.5 (1975), pp.945-1018. [11]See Donald p. Kommers, John E. Finn Gary J. Jacobsoh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Essays, Cases, and Comparative Notes, 3th.ed,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p.597. [12]See Richard H. Fallon, The Dynamic Constit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9. [13]See Steven L. Emanuel, Constitutional Law, New York: Wolters Kluwer, 2010, p.86. [14]See Rebecca A. Delfino,The Equal Protection Doctrine in the Age of Trump: The Example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 Children, Brooklyn Law Review, Vol.84, No.1 (2018), p.73. [15]同注[12]，第109页。
文章来源：《法学家》2020年第4期。易言之，可以是假设的、非真实的，政府无须用经验性证据表明其行为时确实抱持此目的，只要理性政府官员会如此而为即可。
注释: [1]如刘家海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不准报考公务员行政决定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南市行终字第119号行政判决书。且与他情形相似的200多名华人的申请均遭拒绝，而81名非华人，除1人外，均获许可。
Fuman案判决指出，在某些情形下，尽管不能证明存在歧视性影响，但只要能证明存在歧视性目的，就足以认定存在权力滥用和反复无常的危险，进而认定存在歧视性影响。但当时严格审查释义学尚未完成，直至Palmore v. Sidoti案判决[93]引入急迫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s）的标准，其才臻于完善。
